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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备赢得一切: 第13节:我们发现问题太迟了

原版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组队翻译第十六周记

  提到翻译家傅雷,我们马上想到他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。如果说《约翰·克利斯多夫》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,傅译巴尔扎克的影响更多停留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层面。

  我国有许多出类拔萃的翻译家,但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可以独树一帜的翻译大师却屈指可数,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可以说是其中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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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(年龄约从四十岁到六十岁)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。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。后来学了法文,对翻译有兴趣,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。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,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、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。傅雷提倡,也达到了“化境”。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  “重神似不重形似”

这周我们从p107-p113,到今天为止已经完成了四个月的翻译了。不言而喻,好开心,谈不上专业翻译就是读吧,只因为喜欢。现在想想如果没有这样每天翻译一页,日子还是这样的一如既往,可是有了这个后,再回首,这四个月是本子里一句一句的自己翻译的故事内容,一个一个陌生单词。就像我们曾经一起81天共同学习道德经一样。再回首时光,我不在害怕什么都没有了,没遇到有书之前,我是拒绝回忆过往时光的,因为一月一月过去,生命里留下的东西空空如野。现在……微笑着回头对时光说声:我们浪费了时间却没有浪费生命。

  不过傅雷没有译完所有巴尔扎克的作品。为出版汉译巴尔扎克全集,我们势必要补足他未译的作品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巴尔扎克全集》,凡是有傅雷译本的,一例不用别的译本。傅雷未译的,则另请译者。这些新的译文在不同程度上师法傅雷,它们与傅译并列,风格上的差别并不见得很大。第二十五卷《都兰趣话》是个特例。这是一部用拉伯雷风格写成的、《十日谈》式的短篇故事集,插科打诨,玩世不恭,译文也只有跟着走了。傅雷字怒庵,性情刚烈,嫉恶如仇。他译书一般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,不会去译这部书;真的译了,恐怕也不讨好。

  傅雷论翻译的文章只有《翻译经验点滴》和《〈高老头〉重译本序》两篇。另外,他在致友人的两封信里也阐述过对翻译的见解。特别是致罗新璋的信,篇幅不大,却言简意赅,相当精彩。其中“重神似不重形似;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”一句,似可看作傅译的座右铭。

这周故事内容描写的是疯帽子等三人面对反面人物Knave的排查做出的一系列反应,作者善于描写场景的能力,真不是吹的,写的好生动呢,看的我都跟着紧张。尽管有的时候还是只懂单词,却无法准确表达整句意思,意思心里懂,却写不出来。这需要不断练习吧,继续加油吧~已经爱上这样的生活了。

  另一方面,翻译不能垄断,傅雷译过的作品可以复译。别的出版社也出巴尔扎克的小说,如最著名的《高老头》和《邦斯舅舅》。由于版权问题,它们都另找译者。译林版《邦斯舅舅》的译者许钧先生是翻译理论家和批评家,他指出“傅雷的艺术个性在译作中表现得过于充分,以致部分遮掩了原作风格”。他自己的译文自然力求更加贴近原文的风格。

  傅雷对“神似”作了如下注脚:“领悟为一事,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。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,东方人重综合,重归纳,重暗示,重含蓄;西方人则重分析,细微曲折,挖掘唯恐不尽,描写唯恐不周;此两种mentalite殊难彼此融洽交流。”“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,句法构造的不同,文法与习惯的不同,修辞格律的不同,俗语的不同,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,感觉深浅的不同,观点角度的不同,表现方法的不同,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涵的那些特点,必须像伯乐相马,要‘得其精而忘其粗,在其内而忘其外’。”译文是让中国人看的,故必须是“纯粹之中文”。当中文不足以传达原著的信息时,傅雷主张在翻译中“采用西洋长句”,“创造中国语言,加多句法变化”。现代汉语里出现了许多新的句式及修辞法,其中许多是受外语影响的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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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傅译的另一个名牌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也受到挑战。两家出版社将要推出新的译本。一位译者是老翻译家许渊冲先生,他有自己的翻译理论,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,是两种语言的竞赛,译者利用母语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。许先生很自信,认为他译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高于傅译。另一位译者韩沪麟先生比较谦虚,他说自己的译文未必超过傅译,但是将是另一种味道。如果傅译是大米饭,他的译文是籼米饭,请读者换换口味。

  “行文流畅,用字丰富,色彩变化”

今天特意又查了一遍,我国著名翻译家。

  韩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。傅雷的文学语言,是半个世纪以前被认可的高雅的书面语言(对话的翻译又作别论)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语言也在发展,读者在语言上的欣赏趣味有所改变。西方有一派翻译理论认为每隔几十年就需要产生新的译本。我们这代人喜欢的地道的中国化的译文,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嫌其烂熟,他们读外国小说时更乐意同时读到外国的句法和表达方式,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。好比上西餐馆吃牛排,他们宁可要带血的。近年来的文学翻译,就其总体趋势而言,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。

  从文字上说,傅雷力求达到“行文流畅,用字丰富,色彩变化”。(法文略)

虽然以前看过,但真的会忘记,那就在温习一遍!

  因此,查理带了巴黎最漂亮的猎枪,……他也带了全套最新奇的背心……。还有当时风行的各式硬领与领带,名裁缝蒲伊松做的两套服装……。一套华丽的纯金梳妆用具也随身带了。凡是花花公子的玩艺儿,都已带全,……。(巴尔扎克: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)

1.傅雷(1908-1966),一代翻译巨匠。一生译著宏富,译文以传神为特色,更兼行文流畅,用字丰富,工于色彩变化。

  这一节,巴尔扎克连用六个emporta作艺术渲染。此种修辞法能强调、突出文章某一内容。原文中的修辞手段,如果直译,在译文中也能收到同样的修辞效果,翻译时当尽量照搬。要是直译收不到同样效果,甚至使译文糟糕得读来不顺口了,就得改换译法。巴尔扎克这段文字直译成中文,看来行不通。傅雷另辟蹊径,略去了四个人称代词“il”(他);“emporta”(带来了)也多用不同译法,其中有一个干脆不译,与上文“还有风行的各式硬领……最讲究的内衣”一句一气呵成,把原著的神韵再现了出来。

  幼年丧父,在寡母严教下,养成严谨、认真、一丝不苟的性格。早年留学法国,学习艺术理论,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,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。回国后,曾任教于上海美专。因不愿流俗而闭门译书,以“稿费”谋生计,未取国家一分俸禄。足见其一生事业重心之所在。数百万言的译作为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,形成“傅雷体华文语言”。

  “字典不离手,冷汗不离身”(鲁迅语),是说翻译不能没字典,不能望文生义。但是,不顾作者遣词造句的用意,不顾文章的风格结构,光拣字典里现成的译法往译文里填塞,也不能解决问题。魏文帝曹丕说:“文以意为主,以气为辅,以词为卫。”翻译也是如此。“意”即内容,意思;“气”即语气连贯、文字流畅、结构严密。译文不能舍本逐末,只偏重形式不注意内容,而应该主次分明,“以意为主”,用字遣词一定要顺理成章,照顾左邻右舍。请看傅译两例:

  傅雷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伏尔泰、巴尔扎克、罗曼·罗兰的重要作品。有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、传记《贝多芬传》、《托尔斯泰传》、《米开朗琪罗传》、《服尔德传》、《夏洛外传》;巴尔扎克名著《高老头》、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、《贝姨》、《邦斯舅舅》、《夏倍上校》、《幻灭》;伏尔泰的《老实人》、《天真汉》;梅里美的《嘉尔曼》、《高龙巴》等共30余部作品。【以后这些我都要看】

  A cette nouvelle,il (Zadig)tomba sans conscience;sa douleur le mit
au bord du tombeau.

  傅雷多艺兼通,在绘画、音乐、文学等方面,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。傅雷为人坦荡,禀性刚毅。“文革”中不堪受辱,与夫人朱梅馥双双含冤自尽,实现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。

  一听这消息,查弟格当场昏倒,痛苦得死去活来。

  2.朱生豪(1912—1944),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、诗人。生于浙江嘉兴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。1929年入杭州之江大学,主修中国文学,同时攻读英语。1933年,在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。

  —Etes-vous sujet a cette cruelle maladie?—Elle me met quelquefois au
bord du tombeau,…

  从24岁起,朱生豪以宏大的气魄、坚韧的毅力,经数年呕心沥血,翻译出版了《莎士比亚戏剧全集》(含戏剧31种)。积劳成疾,英年早逝,短短三十二春秋。朱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由世界书局出版后,轰动文坛,被时人叹为“宏伟的工程”、“伟大的业绩”。

  “这种痛苦的病,你可是常发的?”
“有时候几乎把我命都送掉;……”(伏尔泰:《查弟格》)

  朱生豪的翻译态度严肃认真,以“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,保持原作之神韵”为其宗旨。译笔流畅,文词华丽。所译《莎士比亚戏剧全集》是迄今我国莎士比亚作品的最完整且质量较好的译本。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作家全集——1978年版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(中文本),戏剧部分采用了朱生豪的全部译文。

  Mettre qqn. au bord du
tombeau直译为“将某人置于坟墓的边缘”。上面两句直译便是:“他的痛苦将其置于坟墓的边缘”,“它有时候将我置于坟墓的边缘”。在规范化汉语中,这样的句子读起来不通顺,会使译文欧化;原文流畅、自然的风格会荡然无存。傅雷并不拘泥于个别字眼,这里将同一词组还作了不同的译法,所以他的译笔文从字顺,前后衔接得天衣无缝。

  

  鲁迅说:“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对话的巧妙,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,都能使读者看了对话,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。”因此,译者在汉语方面得有很高的造诣。汉语是很难学的,不说别的,单是语气助词就不少:“啊、呵、噢、呀、呐、哪、喔、哟、哇、……”使用要贴切,与法语要对应。下面我们引一段《高老头》中的对话:(法文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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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霎时,波尔多斟遍了,饭桌上大家提足精神,越来越开心。粗野疯狂的笑声夹着各种野兽的叫声。博物院管事学巴黎街上的一种叫卖声,活像猫儿叫春。立刻八个声音同时嚷起来:

3.叶君健(1914—1999),作家,文学翻译家。湖北黄安(今红安)人。笔名马耳。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。1944年至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欧洲文学。历任辅仁大学教授,《中国文学》副主编等。

  “磨刀哇!磨刀哇!”

  叶是中国第一个从丹麦文翻译、并系统全面地介绍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家。《安徒生童话》现有80多种文字的译本,而丹麦报纸评论中文译本是最好的,认为“只有中国的译本把他当做一个伟大作家和诗人来介绍给读者,保持了作者的诗情、幽默感和生动活泼的形象化语言,因而是水平最高的译本。”
为此,丹麦女王曾隆重授给叶君健“丹麦国旗勋章”,这是全世界《安徒生童话》众多译者中唯一获此殊荣的。也是安徒生与叶君健作为作者与译者,因一部作品先后获得同样勋章的唯一先例。

  “鸟栗子呕!”

  主要著作还有《叶君健童话集》,中篇小说《开垦者的命运》、《在草原上》、长篇小说《火花》、《自由》、《曙光》等。散文集有《画册》等15本。

  “卷饼 ,太太们,卷饼 !”

  1999年1月5日在北京病逝。

  “修锅子,补锅子!”

  

  “船上来的鲜鱼呕!鲜鱼呕!”

  4.罗念生(1904—1990),我国著名古希腊文学学者、翻译家。学名罗懋德。生于四川威远。192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,开始对古希腊文学发生兴趣。1929年至1933年先后进美国俄亥俄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。1933年到1934年在雅典美国古典学院研究古希腊悲剧和艺术。历任北京大学、四川大学、武汉大学、清华大学等校外语系教授。

  “有旧衣服,旧金线,旧帽子卖 ?”

  1933年起,罗念生开始翻译希腊古典文学。此后近半个世纪,“在中国文化大地上搬来了一座希腊群神聚居的奥林波斯山”。主要译著有:译文主要有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、《修辞学》,三大悲剧家的悲剧共13种,阿里斯托芬喜剧6种,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。

  “甜樱桃啊甜樱桃!”

  罗念生可说是“人以文传”。秋水般明净不染尘的独特文字,既是他个人性情气质的自然流露,更与希腊精神的知性品格密合无间,所以他也就永远活在这座奥林波斯山上。罗念生的文字,说理的论文有着散文般的清丽,写意的散文又逻辑清明的极境。

  最妙的是皮安训用鼻音哼的“修阳伞哇”!

  1990年,罗念生走完寂寞而平凡的一生,但留给后人的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

  几分钟之内,哗哩哗啦,沸沸扬扬,把人脑袋都胀破了。你一句,我一句,无非是瞎说八道,像一出大杂耍。

  

  一幕闹剧,跃然纸上。傅译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境界。这段对话中,个别语气助词是沪语,因为傅雷是上海人,上海小商贩的吆喝声使傅译有生气。倘能代之以北京小商贩的吆喝声就更精彩,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。诚然,傅雷的译作还有不足之处,比如对话中个别句子过于书面化。我想,这与他倡导的要多“读旧小说”不无关系,况且傅雷译的巴尔扎克多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成书,以当时文坛情况而论,傅译的文笔可算是非常通俗、非常通畅、非常大众化了。再者,巴尔扎克使用的词汇量极大,个别词又较冷僻,要贴切地译出并非易事。傅雷自己也说:“文字总难一劳永逸,完美无疵,当时自认为满意者,事后仍会发见不妥。”翻译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溢于言表。再想想傅雷1951年、1963年两次重译1944年初译的《高老头》一事,不能不使人对这位孜孜不倦、不断探索的翻译大师肃然起敬。

  5.草婴(1923- ),原名盛俊峰,中国翻译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翻译家。

  巴尔扎克写作的速度极快,稿子修改得也不多,风格冗长而滞重。傅译巴尔扎克小说却是脉理清晰、层次清楚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傅译本超出了原著的语言水平。这类事,翻译史上常有发生。如歌德认为纳梵尔所译《浮士德》法文本比自己的德文原作来得清楚;叶君健所译安徒生童话之于中国儿童,比原文之于丹麦儿童更明白易懂。对这样的做法,也许会有反对意见,但我的看法是,翻译家在文字上如能既“传神”,又超过原作,这真是原文作者和译本读者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呢!一个作家找到一个高明的译者,就像一个编剧找到了一个好导演一样地有福气;如找到一个很糟糕的译者,就是天生倒霉的了。有了傅雷,巴尔扎克算得上是有福气的了。巴尔扎克之所以在中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,傅雷先生是立下了大功的。

  草婴十五岁开始学习俄语,立志将俄罗斯文学介绍到中国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,草婴系统地翻译俄罗斯文学大师托尔斯泰、肖洛霍夫、莱蒙托夫的作品,特别是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复活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和60余部中短篇小说。1987年,草婴在莫斯科获得了高尔基文学奖,成为唯一获得此奖的中国作家。

  对待伏尔泰的著作,又何尝不是如此。傅雷说:“伏尔泰原文修辞造句最讲究,译者当时亦煞费苦心……”我们来看一段《老实人》的译文:

  “作为翻译家,首要的条件是要甘于寂寞。一个人关在屋子里,几本外语书、几本词典、几张稿纸、一支笔,在这样的环境里,你不是过一天两天,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,而是终身。”这是草婴的名言。

  Pangloss enseignait la metaphysico-thelologo-cosmolo-nigologie.ll
prouvait admirablement quil ny a point deffect sans cvause,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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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邦葛罗斯教的是一种包罗玄学、神学、宇宙学的学问。他很巧妙的证明天下事有果必有因,……

向他们学习!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!

  (1)“La
métaphysico-théologo-cosmolo-nigologie”译成是“一种包罗……的学问”,精彩极了。特别是那个冠词“la”译成“一种”,如稍加玩味,便能悟出它的妙处。可惜“nigologie”没译出。这个词在词典中找不到,要凭想象。法语中“nigaud”意为“傻瓜”,“logie”是表示“学”的后缀,合在一起,即成“nigologie”(“傻瓜学”)。伏尔泰运用文字进行讽刺的本领由此可见一斑。再说,玄学、神学、宇宙学,都是些令人敬畏的学问,现在却与傻瓜学为伍,真叫人啼笑皆非了。所以傅雷所添加的“包罗”二字,实在令人拍案叫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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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2)Il ny a point deffet sans
cause,沿用汉语习惯讲法“有果必有因”,并不因为法语是否定式,中文也来个否定式。译文的效果也是值得肯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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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以艺术修养为根本”

  傅雷说:“译事……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:无敏感之心灵,无热烈之同情,无适当之鉴赏能力,无相当之社会经验,无充分之常识(杂学),势难彻底理解原作,即或理解,亦未必能深切领悟。”傅雷译过罗曼·罗兰的《贝多芬传》和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这两部作品。罗曼·罗兰是巴黎大学音乐艺术史教授、贝多芬研究的权威。《贝多芬传》在傅雷以前有三种中文译本,但傅译本出版后便一锤定音,再无重译本了。在译本后面,傅雷还专文介绍贝多芬的主要作品。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是以贝多芬的一生为蓝本的一部传记体小说,具有交响乐一般的宏伟气魄、结构和色彩,小说穿插对音乐作品和音乐家的评论,带领读者漫游欧洲古典音乐王国,使读者陶醉在乐曲的享受之中。作品文字朴实,有如清澈见底的流水。一个在音乐方面完全外行的译者显然不能胜任这部作品的翻译。据说,傅雷是边听音乐,边研究音乐史,边译小说的:罗兰讲海顿就听海顿的交响乐,讲勃拉姆斯就欣赏勃拉姆斯,有一次听贝多芬竟听得哭了起来。译者感情的波澜随着书中的人物情节起伏,终于译完了全书。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是罗曼·罗兰教授音乐史的副产品。傅雷的翻译也有副产品,如《文艺报》上刊登的他的文章《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》。

  的确,译者应尽可能多方面涉猎各类学问、各门学科,因为文艺作品的题材是多样的,反映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。譬如,巴尔扎克在环境描写上是不惜笔墨的,对他那个时代的建筑、室内陈设、人物服饰都作了极其细腻的描写。事过境迁,相隔一个世纪,一个东方人来翻译这些西方的古董确实不易。傅雷在译这方面的段落时,俨然就是个考古学家。

  “化为我有”

  翻译要忠于原文(包括原文的内容、风格、句式、词汇、音调、节律、语层……),不能越俎代庖,翻译家对于作者真可谓亦步亦趋。他还得在本国语言中找到最贴切的形式来表达原著,为本国读者着想,对本国读者负责,对本国语言的纯洁性负责。傅雷力倡在
译之前“将原作(连同思想,感情,气氛,情调等等)化为我有”,就是为了尽可能忠实于原作。从傅雷的译文看,我认为他“直译”、“意译”兼而用之,有好些地方是采取意译的。傅译好就好在理解正确,误解甚少、译文忠实、贴切,又不拘一格。我也不曾发现他对原著随意篡改。译文基本上做到原文的内容、意思句句落实,字字落实。有人说,意译读起来不费劲,像读本国小说,仿佛有置身中国社会的感觉。我们读傅译却并无置身中国社会的感觉,但是像读本国小说的感觉是的确存在的。那正是傅译的成功之处,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。傅雷呕心沥血的目标就是使“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”。难道非把译文一概欧化,读来“洋腔十足”,生硬如洋人讲中国话,才算反映客观实际,称得上异国情调吗?刻意求“形似”,一味采用僵直的译法,结果一定会“貌合神离”,机械呆板。翻译绝非“照猫画虎”,“照猫画虎”的结果难免“画虎不成反类犬”。理想的译文当然须神形兼备,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。但当内容和形式发生矛盾时咱.然应先顾及内容,牺牲原来的形式,以内容为主,以形式为次,“重神似不重形似”。“LE
PERE
GORIOT”译成“高老头”,译得多好,这是意译。我至今未曾听说过对此有非议,主张一定要直译成“高里奥爸爸”才心满意足的。何况,高老头的形象决不是一个什么姓高的中国老汉,他在读者眼里始终是一个法国19世纪落魄的面粉商。

  有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说法,说傅雷的译文油腔滑调。估计讲这话的人没有对照原文看傅译就随便发表意见。原著“油滑”,译文亦“油滑”,谓之“忠实原文”。伏尔泰得心应手的战斗武器是“讽刺”,他的描绘近似漫画,在他嬉笑、揶榆、嘲讽的笔下,作品呈现了一种滑稽的基调。傅译伏尔泰保持了原作冷嘲热讽、嬉笑怒骂的泼辣风格,是很“传神”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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